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，陕北保安，总参谋部一间土房。 桌上摊着一张参谋调配表。表是下面报上来的。总参谋部缺三个参谋，下面推荐了五个人。五个名字后面的籍贯和原部队一栏，清一色写着红一方面军。 刘伯承看了表，把表退回去，要求重报。 下面的人解释，一方面军干部业务熟，上手快，总参谋部急着用人，先紧着熟手来。 刘伯承没接这个话。表又退回去。 第二次报上来的名单里，多了四方面军的人，也多了二方面军的人。 这个细节，在会师之后的干部安排里不算大事。可它像一根线头，扯出来的是三大主力会师后绕不开的一个问题。 山头。 一九三六年十月，甘肃会宁。 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。十月二十二日，红一、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。三大主力终于走到了一起。 会宁城外的河滩上挤满了人。三个方面军的队伍从不同方向开过来，旗帜呼啦啦地飘。骡马驮着行李，战士背着枪，队伍拉得很长。 一方面军到陕北早，机关架子完整，后勤系统运转了快一年。四方面军从川陕出来，南下碰壁，又折返北上，人数从八万减到四万上下，干部队伍损耗很大。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一路走过来，长途跋涉，人困马乏。 三支队伍凑到一起，第一件事是整编。整编就要动干部。谁上谁下，谁正谁副，谁留在机关，谁下到部队，每一张名单都牵着一串人。 会师之后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，气氛就不太对。 会场设在会宁城里一间大屋子。长条凳不够，好多人坐在门槛上，蹲在墙根下。会议主题是下一步行动方针，说着说着，话头拐到了干部安排上。 有人站起来发言，说某方面军的干部在关键位置上安排少了。又说物资分配的时候某支部队吃了亏。话没有点名，可指向很清楚，就是冲着哪方面军的人来的。 会场里安静了一小会儿。有人低头抽烟，有人拿眼睛瞟别人。 这种局面，中央早有预料。 红军三大主力长期分散作战。一方面军在陕北，二方面军在湘鄂川黔，四方面军在川陕。各打各的仗，各建各的根据地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指挥体系和干部圈子。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，不是哪个人故意要拉帮结派。 可会师之后，如果还按你是哪方面军的来划线，红军就不是一个整体，而是几个方面军的拼盘。 中央明确提出要反对山头主义、加强全党团结。这个话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是吃了亏之后总结出来的。 朱德在会上发了言。 他不紧不慢地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可每个字都沉。他说，红军是一个整体，不是几个方面军的拼盘。谁要是把方面军当成自己的地盘，那就是把党的军队往私人武装的方向推。 这话说得很重。会场里没人接茬。 朱德又说，从南昌起义一路走到现在，死了多少同志。那些同志要是知道我们在这里争谁的人多谁的人少，他们会怎么想。 说到这里，他把手里的烟按灭在凳腿上，没再往下说。 刘伯承坐在会场靠后的位置，一直没有说话。 他在左路军里跟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多。这是工作需要。可到了会师之后，这种接触在一些人眼里就变了味。 有人反映，说刘伯承在四方面军干部中走动太多，是不是在搞小圈子。 这个话传到刘伯承耳朵里，他当时没发作，可心里窝着一团火。 他在左路军里被张国焘打压，总参谋长被撤，调去红军大学当校长。现在反过来被人说成四方面军的人，这口气搁谁都咽不下去。 朱德也听到了这个反映。他是总司令，又是刘伯承的老战友，这个话他不能装作没听见。 可他也知道刘伯承是什么人。从南昌起义到长征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把派系放在原则前面过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既然有人反映，就得谈。不谈，疙瘩解不开，会师后的团结就是一句空话。 朱德想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傍晚，他让警卫员去请刘伯承，说有事要谈。 刘伯承的窑洞里，灯已经点上了。朱德进门的时候，刘伯承正趴在桌上看一份干部名单，手里捏着半截铅笔。 朱德在炕沿上坐下，把一份反映材料搁在桌上，没有绕弯子，开口就说，伯承，有人反映你在四方面军干部中走动太多，说你在搞小圈子。 刘伯承抬起头，看着朱德，脸上的表情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就沉了下来。他把铅笔往桌上一扔，说你老总也信这个。 朱德说，我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是有人提出来了，我就得问。 刘伯承的声音高了起来。他说，在左路军里跟四方面军干部打交道，是总参谋长的工作，是协调作战、安排行军。被张国焘撤了职，调到红军大学，讲过一句怨言没有。现在倒好，说他搞小圈子，他搞什么小圈子了。 朱德没有退。他说，你接触得多，别人不一定知道你是工作。你觉得自己行得正，可别人看的是表面。 刘伯承越听越火，一巴掌拍在桌面上。桌上的铅笔跳了起来。 他说，从参加革命那天起，只认一个东西，党的原则。谁对革命有利就跟谁干，谁对革命不利就反对，不管他是哪个方面军的。说他搞派系，这是往他头上扣屎盆子。 窑洞里的空气像凝住了。外面有风刮过黄土坡，呜呜地响。 朱德坐在炕沿上，双手撑在膝上，身子往前倾。他没有拍桌子，也没有提高嗓门，可话说得很硬。他说，伯承，你拍桌子我不怪你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是总参谋长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下面的人都看着。 你跟四方面军干部走得近，一
